教辅图书曾伴随着人们对知识的渴求走过其最辉煌的时代，而随着教育观念的变革与新技术的涌现，教辅图书正在逐渐回落。30年，教辅图书与我们共同见证教育的变迁。我们曾经羡慕欧美国家的图书市场：它们没有大量的教辅图书，它们的图书市场体现着个性、呈现着多元。现在，我们开始进入这样的时代。
    权力教辅时代
    （1979~1989年）
　　整齐划一的教辅出版方式，与当时国家的整体发展阶段相吻合。国家经济起步阶段，有标准化、批量化的人才需要。教材全国一统，教辅图书整齐化生产拥有非常肥沃的土壤。 
　　“文革”十年，教育同遭毁灭性破坏。1977年，邓小平为振兴教育事业发表讲话指出：“我们要实现现代化，关键是要发展科技和教育……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，既注意普及，又注意提高。要办重点小学、重点中学、重点大学。要经过严格考试，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。”
　　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，就是让一部分人先聪明起来，这与邓小平 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”的观点一脉相承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后来更是提出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。知识、知识分子，开始得到空前的重视。各地设立了一批重点中小学，多数中学还编了快、慢班，进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层层选拔，层层考试。如何取得良好的考试成绩？各种练习册、试卷集因此应运而生。
　　教育厅与新闻出版局联合下发目录，指定具体的出版单位，交由新华书店统一发行。出版是指定的，发行是指定的，编写的队伍大多是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。几乎没有太多讨论的余地，没有太多研究的空间。尽管萌发于1978 年、兴盛于1979 年、历时十余年之久的“教育本质”大争论在教育界影响巨大，而在教辅图书的出版领域，相关研究仍似死水微澜。
　　这种整齐划一的教辅出版方式，与当时国家的整体发展阶段是吻合的。当时，我们追求 “实现四个现代化”，乃是从农业为主转入以工业为主。工业社会的特点就是标准化、大批量。国家经济起步阶段，有标准化、批量化的人才需要。教材全国一统，教辅图书整齐化生产拥有非常肥沃的土壤。
　　不过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，走零售市场的教辅已如小荷初露尖尖角。重庆出版社与海淀区的教师合作，依靠一套教辅的利润就建起了一栋大楼的传说，影响很广。一些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开始尝试开发走市场的产品，198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接下了重庆出版社未与作者续做的《中学各科重点难点解析与训练》，后来因为此书而声誉鹊起，其畅销风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被希杨先生主编的《三点一测》超越。
　　由于教辅图书市场需要巨大，而版权保护意识薄弱，在当时，教辅盗版大量存在。河北农民军的一位领袖人物曾经对我说：那时贵社好几种图书都非常好销，我们开机印刷经常是几百万册。

    目录与市场并行
    应试与素质对垒
    （1990~2000年）
　　不少素质教育的理念，后来转化为新课程标准的要求，通过课程、教材落实新的理念，算是找到了教育的“阿基米德撬动平衡点”。
　　1990~2000年，教辅的权力市场仍然占主流。1997年，时任广西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处长的陈肖人在《出版广角》撰文剖析教辅读物时曾写道：“首先，它是一块‘肥肉’……广西对教辅读物进行宏观调控，撤销了39个重复品种，调整了5个学科，适当照顾了人民、漓江、美术、民族等出版社，并对发行渠道、折扣、纪律等作了规范。”全国也一样，目录上的产品分配，不是要看谁做的产品好、服务好，能把市场做大，而是政府作为父母官，要公平，要大家遵守纪律。
　　但是，市场力量已经显现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步类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作文类，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显露峥嵘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早与民营书店合作经营教辅，并于1994年开始采用代理制；1995年年底，与该社合作的民营书店成立了“全国教育图书民营发行联合体”，简称“一联体”。很多不敢与民营合作的出版社，就是因为与“一联体”合作而打开与民营合作的大门。此后，教辅市场还昙花一现地出现过教辅的“二联体”、“三联体”。20世纪90年代后期，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教育出版社开始成为两大教辅出版集团；龙门书局在上世纪末开始崛起。
　　这一时期，经济的发展也激发了人们多样的需求，多样的需求需要多样的人才。新经济的野火在燎原，知识爆炸了，“授之以鱼”不如“授之以渔”。教辅产品市场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同时，精英教育的负面影响也在不断膨胀，学生的片面发展不断引起高层关注。1993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颁布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：“中小学要由‘应试教育’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。”1997年，原国家教委下达《关于目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》，更是开门见山地提出：“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。”素质教育的呼声很高，但具体落实到教辅产品上很困难。所幸的是，素质教育的不少理念，后来转化为新课程标准的要求，通过课程、教材落实新的理念，算是找到了教育的“阿基米德撬动平衡点”。同样，以新课程标准为依托，教辅图书业开始进入新的纪元。

    从鼎盛走向衰落
    从多元走向和谐
    （2001年起至今）
　　随着教育观念的变迁，网络教育等的崛起，教辅图书逐渐回落。出版社开始从教辅出版领域有计划地撤退。
    1.教辅的目录市场终于逐步退出。
　　促成这一变化的首先是国家政策：影响深远的减负令、一费制。2006年新修订、通过并于该年9月1日起实施的《义务教育法》，以法律名义明确规定：“实施义务教育，不收学费、杂费。”“学校……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”。其次是局社分家。2001年前后，政企分开的改革在全国铺开，新闻出版局与下属企业脱钩，在上海、江苏等省（市）之后，2003年7月，广西新闻出版局与广西出版总社脱钩。裁判员不再是运动员，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政策，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目录市场的萎缩。
　　不断有明晃晃的刀剑朝着目录教辅杀将过来，目录市场不断地转化为零售市场的放量。根据开卷提供的数字，2004年与2001年相比，全国图书零售市场上，教辅码洋增长了2.67倍，动销品种增长了1.88倍。
    2.竞争主体多元，泥沙俱下。
　　自2002年开始，小一、初一的数百万名学生使用了新的课标教材，教材的版本不断多元，一本教辅通吃天下的时代结束了。各教材出版社为保护自身利益，授权出版相关教辅变得非常困难，教材又经常改动；高考一直是教辅图书的指挥棒，高考试题不断区域化与多样化，针对不同区域要设计难易程度不同、考试科目组合不同的教辅；教辅容易被克隆，任何创新都非常容易被抄袭、剽窃，知识产权保护困难。这些，使得教辅图书的册数不断上升，退货不断上升。
　　出版社开始在教辅出版领域有计划地撤退。教辅民营出版商、教辅农民军大显身手。2001年的“文教新六家”，到2005年前六家只剩龙门一家了。2005年6月，任志鸿（现志鸿教育集团董事长）曾经组织了一个教辅供货商联盟，这个联盟20家成员中，也只有3家出版社，其余都是民营出版商。高峰时期，参与教辅的出版社超过528家，到今年，尽管政策放开民营出版，强调民营是新型的出版力量，但开卷数据显示，反而只有448 家从事教辅出版；教辅图书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，教辅市场份额也在不断下滑。
    3.替代品开始出现，教辅回落。
　　尽管《教材全解》一类的同步产品持续火暴，没有紧跟教材的《新语文读本》、《概念地图》同样火暴；华东师大社“多功能题典”丛书充分利用了网络技术，并为《一课一练》建立了网站。网络与教辅的接触越来越亲密。101中学网校、北京四中网校等网络教育方式，正在部分替代教辅的功能。
　　我们曾经为教材能够重复使用、节约了国家资源而高兴。在信息时代到来的时候发现：教材重复使用也是浪费，不要教材才是节约！数字教材、数字教辅将改变这一切。
　　国家今后的教育，是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，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，意味着社会需要大量脚踏实地的劳动者。文盲逐步消失，知识不再神秘，学会学习、终身学习比任何财富和学历都更加重要。这些因素加上新技术时代的到来，从总体上说，将不会有人再为教辅歌唱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。我们曾经羡慕欧美国家的图书市场：它们没有大量的教辅图书，它们的图书市场体现着个性、呈现着多元。现在，我们开始进入这样的时代。